简单诉讼带来的思考
8月25日，涉及当代作家人数最多的著作权纠纷案——巴金等29位著名作家或著作权合法享有人诉吉林摄影出版社和北京新华图书有限责任公司侵犯著作使用权纠纷案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审结，原告胜诉。
2000年4月，涉案的系列丛书《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近100本，收录了包括巴金、王蒙、冰心等众多作家创作的作品。出版者吉林摄影出版社在未征得这些作家或著作权合法享有人同意，也未支付任何稿酬的情况下，擅自将这些作家的作品汇编成集并出版发行。
按说，该案情节十分简单，涉及法律问题也非常明了，以至于被告对其侵权行为未做任何否认辩解，简单得让法院只需两个多月时间就做出判决。
然而，面对如此的简单与明了，如原告所称，被告作为一个国家正式的出版单位，在《著作权法》颁布近十年的今天，竟公然无视法律，肆意侵犯版权，其行为的性质十分恶劣。且丛书近100本，涉及众多著名作家，其侵权规模之大，实属罕见。
该案有不少东西值得人们思考。
在9月份的一个座谈会上，原告之一的作家张抗抗谈及此案仍慷慨激昂。令她不解的是，在法院的判决中，道理讲得非常明确。但是，判决做出的赔偿数额按照版税计算，每人只得两万多元钱，跟作家原来索赔的数额相差较大。那么，法院所确定的赔偿数额，如何体现法律对于严重违法现象的打击力度？到底该用什么样的量化标准体现一种惩罚？目前的处罚会使出版社认为，盗一本书也就赔偿两万块甚至几千块钱，没什么关系。所以，打击盗版的力度不加强到足以使一个违法者倾家荡产，我们就无法制止侵犯著作权的行为。
榕树下禁止随意“乘凉”
12月1日，被称为国内首例网站对传统书业提起的版权诉讼案在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宣判，被告中国社会出版社败诉。
原告“榕树下”网站发表了大量网络原创作品，并与作者签订了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授予原告在全国范围内自行出版或者再许可第三方出版有关作品的独占性出版权利。2000年4月，中国社会出版社未经榕树下公司的许可，在其出版的《网络人生系列丛书》中收录了原告享有独占性出版权的《假装纯情》等9篇文章。“榕树下”认为出版社的行为侵犯了公司的专有出版权，于7月将后者告上法庭。
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网站对其刊载的作品是否享有专有出版权。中国社会出版社认为：“榕树下”并非国家批准的出版机构，没有出版的权力，何以享有专有出版权？况且，作品的转载、摘编权属于原作者，与网站无涉。这里，出版社有必要明白，出版社从作者那里获得的专有出版权与其作为专业出版机构所具有的出版资格或出版权力是两个概念；网站虽无自行出版图书的资格，但它可以在取得作者授权的情况下，取得作品的专有出版权，并可由此禁止包括原作者在内的所有人出版这些作品。
另外，双方还就汇编作品的“双重版权”进行了辩论。出版社还辩称，原告混淆了汇编作品中的编辑的义务与出版过程中编辑的义务。在图书出版过程中，被告曾与代表作者的编者签定了正式的图书出版合同，所以即使侵权也只能要求汇编作品的编者承担法律责任；在图书出版以后，出版社即向编者支付该书的全部稿酬，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了被汇编的作品的原始著作人的报酬。这里，中国社会出版社的理解和作法对许多出版社来说都有警诫意义，因为不止一个出版社曾在这一点上吃苦头。
卖多了也侵权？
6月份，媒介报道，曾在全国引起了所谓“头脑风暴”而风光一时的《学习的革命》因发行量的过度宣传惹来麻烦。
《学习的革命》曾在短短一年内重印9次，运作者号称发行近千万，这种宣传使该书成为当年最热门的书之一。这一切让两位作者——美国人沃斯女士和新西兰人德莱顿在高兴之余感到了烦恼。他们决定以侵犯版权状告该书中文版的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和发行商北京科利华公司。据他们讲，这本书发行近千万册，而他们所得到的版税是按40万册计算的。尤其是，他们原来并不知道的是，上海三联书店和科利华公司竟然签署了一个无限量发行的协议。另一方面，在中国发行的《学习的革命》是1994年版本和1997年修订版本的混合体，但两位作者称，他们并未授权任何人在中国出版发行1997年版，而且这个中文版本为两个版本的混合体，侵犯了作者的保护作品完整权。
在向作者付版税即销售提成费的情况下，向作者隐瞒图书印数和销量近几年成了一些出版社的常用做法，而作为权利人的作者对此也只有徒呼奈何的份儿，为此打官司者尚无先例。而此纠纷的原因恐怕在于，图书发行商顾了脑袋忘了屁股，只想着广告的轰动效应，竟把其侵权的尾巴露出来了。哭乎？笑乎？
作为出版社，因版本混淆而吃官司者，此前也未曾有闻。看来，中国的出版社还需要在法律上，尤其是在涉外版权法律上进行一场深入的“学习的革命”。
